姚欢决定做好一个穿越者的本份,干脆地交出话语权,再慢慢摸索着前行。“我,不知道,我,听姨母的。”她嗫嚅着简单的句子。沈馥之叹气,沉默须臾,方开口道:“欢儿,你宁可去死,也不愿被人强迫,姨母年轻时何尝不是如此心性。但有些事,躲,不是办法。姨母想来,曾家没往姚府去与你那继母理论,而是寻到此处,便是认了你与姚府已没有瓜葛,这作派好歹是个明理的态度。至于提出认义女,虽是出于曾枢相老于宦场的本事,占先机认个错,莫教章相公捏住今日的把柄去官家御前夸大其词、趁机攻讦,但于你实无甚后患,反倒免得章相公再拿你被逼婚之事作章。你看,可是这个道理?”姚欢听明白了。她眼神于茫然中又透出依赖,冲沈馥道:“姨母说的是。”沈馥之疼惜之念又起。姐姐没了以后,外甥女将她这个姨母当作能说些闺中心事的至亲。外人只道这孩子当街寻短见,该是多么倔强的性子,但其实沈馥之心中清楚,姚欢本性温和,只要不逼急了她,她什么都能忍。沈馥之于是追了一句:“欢儿,姨母不是怕事的人,你莫担心若不应允曾家,会给姨母带来祸事。你,真的,愿意应承下这桩认亲?”姚欢舌头梗了梗,尝试着说道:“若我能仍住在姨母处,认便认吧。”沈馥之似仍未觉察出她口音怪异之处,只坚决地点点头:“自然还是与姨母作伴,那曾府也不过是逢场作戏,以求平息风浪之音而已,想来也不愿假戏真做。不过,你既然允了,姨母还有个条件须去与曾府提,这是姨母临时所想到的,但不能不说与你知。”“姨母请讲。”“这条件便是,由曾枢相出面,为一位故人之子留条后路。”苏沈旧事“苏迨?”苏轼的第二子?听到沈馥之提到“苏迨”这个名字,姚欢一下子提起了精神。这么快,才穿越来半天,自己就开始接触到苏门父子的故事了?沈馥之正起身去掩一掩窗户,以免向晚的凉风吹到姚欢的头,因而并未看到姚欢双眼中突然闪过的异色。再回身后,沈馥之缓缓道:“今岁出了正月,扬州来人报信,沈公怕是撑不到阳春。我即刻搭船南下,所幸在扬州见到了沈公最后一面。他除了将他归隐后所写的梦溪笔谈的刊印本赠与我和族中其他子弟,还提到世人冤他陷害苏学士之事。沈公是将去之人,气息奄奄,却泪染前襟,观之叫人心酸。”姚欢刚刚稍许压下的兴奋,又如林火般噌地窜了上来。沈公,梦溪笔谈,原来母亲和姨母,竟然是沈括的族人!紧接着,姚欢反应过来,姨母提到的,恰是千年后史家依然争论的一桩无头公案。王安石熙宁变法时,当世两大才子,苏轼和沈括,苏轼反对新法,而沈括支持新法。苏轼通判杭州时,恰逢沈括由神宗皇帝安排,察访两浙。沈括向神宗辞行时,神宗让他在杭州善待苏轼。不曾想,沈括却在与苏轼交往唱酬之际,将苏轼在杭州所做的诗上呈朝廷,告发苏轼在诗中诋毁新法,被认为是点燃“乌台诗案”导火索的第一人。当然,上面这些,是部分史家援引元祐补录中的记载所得结论。不过,亦有史家指出,元祐补录作者王铚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,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,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。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,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,前后相差五年之久,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,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?再者,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、险些丧命的,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,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于死地的人时,行中依然能看出清晰的记忆和鲜明的恨意。然而,苏轼提到过李定、舒覃这些刀笔吏,却从未提过沈括陷害过自己。姚欢一时之间的感慨无以言表。一个历史爱好者,突然穿越到连史料都有争议的事件里,能身临其境地弄明白原委,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人激动呢!姚欢咂摸着姨母的言外之音,这么说来,莫说是后世,便在当今,沈括也是一定程度上背负了污名?人们为何这么做?是否因为数年前的宋夏“永乐城之战”中,沈括对宋军的全面溃败负有责任。沈括这样一个未能如期引发大宋官民战胜者狂欢的臣子,便会在其他方面也被尽情地抹黑,从而满足成为一个成色更足、骂起来更爽的出气筒?只听姨母沈馥之又道:“我从扬州带回来的,不止梦溪笔谈,也不止沈公的辩诬自语,还有苏学士元祐年间写给沈公的信,信中可看出,先帝驾崩、苏学士重回京城复职后,看到朝中重新当权的旧党,与当年王党中的卑劣者竟如出一辙,不免黯然。沈公恐他西去后,此信又落入不堪之人手中,却也舍不得烧去,便托我带回汴京,亲自送到苏公次子苏迨府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