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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章台湾之行上98(第1页)

文化总会自己有一座办公楼,座落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二段15号。

该会秘书长刘守信站在楼门口迎候大家。蒋綄春把双方介绍后,就随着刘守信进了楼。

进楼后,感觉空间不是很大,摆设也很紧凑,墙壁上不是书柜就是字画,二楼一个较大的房间里,摆着中间横两侧坚三组沙发。

周敬先就站在二楼沙发前面,他先和尚济民握手,之后又一一与随行人员握手。然后便和尚济民坐在正面沙发上。他们身后墙上高悬着中华民国的国徽,国徽上的青天白日旗非常醒目,国徽下则是“中华文化总会”的楷书会标。其中“华、总、会”三字,因用繁体,显得格外庄严、肃穆。

一行人就随便分坐两侧,本来也不是什么外交场合。

周敬先说:久仰尚先生大名,欢迎各位来参访。

尚济民说:周先生在大陆也很有知名度啊!

周敬先说:听说你们在搞国学馆?

尚济民说:可能你们都知道了,我们正在对国学馆的建筑概念性设计方案进行招标,同时对国学馆的功能、内容进一步论证。

周敬先说: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,近年来在文化方面的变化同样让我们吃惊。

尚济民说:两岸人同祖、书同文,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,我们很重视学习台湾的经验,愿意听取周先生的高见,特别是关于王道文化的高见。

周敬先说:谢谢你们关注到我!王道是对立于霸道的,已经对立了两千多年了,但应该说总的看来,还是霸道大行于世,王道搞不过霸道,至今还是停留在一些空想层面。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,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。我就在想,中国不靠战争而崛起,若要领导世界,也不应该靠战争,而是要靠王道文化。

尚济民说:我在大学是学哲学的,多年来在党政部门工作,对理论研究不多。但目前又亟须了解国学知识,以完成国学馆建设任务,很愿意听取周先生高见。

周敬先说:当前世界上不管东方西方,都面临同样的问题:经济发展、环境保护、社会正义。这三者之间怎么平衡,是每个政府都要思考、着力解决的课题。即使经济发展了,环境保护也做到了,但对于社会正义,却都遇到一些瓶颈,甚至是开始恶化。于是有人就想,是不是欠缺第四个东西--文化?于是研究的结果是,文化不是第四个东西,而是所有东西的基础。

大家都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,英国从人类文明的构建来说,在19世纪的贡献,首先要提到法拉第、麦克斯韦尔和达尔文,他们都在科学上有巨大贡献。特别是在工业革命、议会、现代教育、法治、金融甚至于医疗体系,也都建立了先进的制度,对世界文明确实是有很大的贡献。

0世纪的美国也同样,平民化的民主政治,对自由创意的鼓励,勇于创新敢于冒险,登陆月球,还有科技网络发展,成就了一个美国梦神话,是很多人都向往的热土。应该说在0世纪也有重大的贡献。

假设汤因比的看法有道理,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,1世纪的中国,在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之后,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,能不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?

汤因比认为0世纪的世界跟中国的战国时期很相像,大家打成一团,因此1世纪人类文明的困境,要从东方特别是儒家思想、佛法里面寻求答案。因为孔孟讲仁义忠恕,大乘讲真诚慈悲。

我个人考虑,这几年提中华文化复兴,从传统文化当中寻求精髓,跟1世纪主流思想结合,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普世价值,就是中国的王道。

孟子说:“以力假仁者弱,霸必有大国;以德行仁者王,王不待大”,就是国行仁政不在大小,小国可以行王,大国更应该行王。我们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既大且王。

孙中山先生在他死前的几个月,19年年底去北京之前,在日本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,讲到要以王道为基础。他对日本人讲:“你们现在有了欧美的霸道文化,也懂得亚洲王道文化,从今以后对世界文化的前途,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,还是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,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探”。

那时日本刚刚打赢了日俄战争,在一战里面又是一个战胜国,孙中山当时高估了它对王道文化的理解,他对日本其实是有深切的期待的,当然最后肯定是落空了。

尚济民说:那时中国正是清朝统治,日本人迎合中国汉民族希望推翻满清王朝的想法,支持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。当时不少中国人感谢日本人。现在看来,是受了日本人的骗。

周敬先笑了笑说:今天中国的复兴,既不同于英美,更不同于日本,我们一定要思考拿什么贡献给世界文明。就象当年孟子讲王道,大国都不支持。比如孟子去劝当时的霸主齐宣王,他听完孟子的话,就感觉我今天的霸主地位是硬碰硬打出来的,跟王道不沾边儿。现在英国在19世纪做霸主、美国在0世纪做霸主,也都是用战争打出来的,他们就和当年的齐宣王一样,不可能相信中国的王道。

两千多年后的今天,真是一个特殊机缘,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不是靠战争手段崛起的大国出现,而且这个大国就是产生王道文化的国家。但是,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实行王道的大国呢?

西方文明的特征是“我之所欲,必施于人”,即“我喜欢的东西,你最好也喜欢”。从19、0世纪以来,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,冲突肯定是难免的,因为他是一个很竞争性的文化,常常就是“有我无你”。

我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,我们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我们的心态,出发点,甚至目标、手段,确实都跟西方完全不同。

当下很多东西都是孟子时代没有的,那时没有科技,没有网络,生态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危机,更没有全球化的问题,没有国际霸权的问题,也没有那么严重的社会正义的问题。孟子那时没能实现王道,今天要实行,确实有太多困难的问题,很不容易解决。

怎么解决政治、经济体制、分配体系。怎么施行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,“天人合一”有序发展,这些都是王道的思想。只是做经济大国还不够,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。

要解决0世纪所遗留的一些冲突和问题,就要采取不同于0世纪的做法和解决方案,这必须要从不同的思维上去找。我们中华文化有深厚的底蕴,这里面有几千年的哲人的思维,这里面真的可以凝聚出一些另类思考。

我注意到大陆的领导人近年来经常引用古文古诗,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。这些积极的变化,也让大家增加了信心。

尚济民说:中华文化的本质是王道文化,我感觉周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。《周易》是中华文化的根,里面有很多治国安邦之道,也有浓厚的王道气息。

我想所谓王道,好像就是主宰之道、平天下之道。修身是主宰身体,齐家是主宰家庭,治国是主宰国家,照这个逻辑推下去,平天下就是主宰世界。主宰不一定非要靠暴力,也可以靠德、靠仁、靠义、靠道。这也符合孔孟讲得“万物皆备于我”。

周敬先说:中国历史上,主要由汉族统治,也有几个时期由少数民族取得局部或者全部的统治。但无论是汉族,还是少数民族,都必须运用中华文化来统治。不用中华文化就统治不了中国。毛先生是深谙这个道理的,也是下了大功夫的。

尚济民说:从这个意义上说,不管是汉族来统治,还是少数民族局部或全局性统治,包括近百年来西风日渐,中华文化的脉络其实从没有中断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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