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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淮游百川德泰陈彝（第1页）

沈淮·游百川·德泰·陈彝

附记恭亲王醇亲王王庆祺

在同光之交，柏台故事中有两大事件，皆与宫廷有关，一为修园庭，一为争立嗣。

当同治七年，洪杨、“捻匪”先后平定，穆宗亦将亲政。慈禧太后自觉辛苦数年，金瓯无缺，对爱新觉罗皇朝来说，是一大功臣，应该享享清福了。内务府窥承意旨，乃有修圆明园之议。想不到的是，此议发端于御史。其人叫德泰，正黄旗满洲人，由刑部员外，补授山东道御史。听了内务府一个库守贵祥，贸然上奏，按亩收捐，修复园庭。大乱甫平，正当与民休息之时，而竟有此荒谬的建议。恭王大怒，集王大臣议，亦无不以为应该痛斥。于是而有八月初一的上谕：

前日据御史德泰奏请修理园庭，以复旧制，并称内务府贵祥有拟就章程五条，既不动用库款，又可代济民生，条理得宜，安置有法度等语。当谕军机大臣将德泰代递贵祥所拟章程呈览，详加披阅，荒谬离奇，实出情理之外。当此军务未平，民生困苦流离，朝廷方欲加意抚恤，以副视民如伤之际，乃该库守则请于京外各地，按户按亩按村，鳞次收捐，如此扰害闾阎，尚复成何政体？前明加饷派饷，以致民怨沸腾，国事不可复问。我列祖列宗屡次引为殷鉴，中外大小臣工，讵不深知。况御史为言事之官，其于国计民生有碍者，正当力陈其弊，藉资补救，不意德泰所陈，欲违列圣之遗训，反欲朝廷剥削小民，动摇邦本，至以贵祥所拟章程为可取。且云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，丧心病狂，莫此为甚。德泰着即革职，库守贵祥以微末之员，辄敢妄有条陈，希图渔利，着即革去库守，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，以为莠言乱政者戒。

德泰为清议所讥，亦不见容于同列，上吊自杀。但民间舆论，自然欢迎这一道上谕。翁同龢其时正请假回籍葬亲，途次日记：

御史有据内务府微员之请，疏乞修复淀园者。集王大臣议，议上，谕旨切责妄言之罪，御史落职，内务府官发黑龙江为奴。德音涣然，中外相贺。

到了同治十二年春天，此议又起，主其事者，是内务府堂郎中文锡。其时“亲政”“大婚”两大典相继告成，下一年又是慈禧四十万寿，便拿奉太后颐养天年为名，着手筹备。经过半年的筹备，到了九月下旬，慈禧太后万寿将近时，穆宗下了一道朱谕：

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，朝乾夕惕，备极勤劳，励精以综万机，虚怀以纳舆论，圣德聪明，光被四表，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。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，朕亲理朝政以来，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。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，有世宗宪皇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一部，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。自御极以来，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，于心实有未安，日以复回旧制为念。但现当库款支绌之时，若遽照旧修理，动用部储之款，诚恐不敷。朕再三思维，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，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，并朕驻跸听政之处，择要兴修，其余游观之所，概不复修。即着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考捐修，若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收捐后，随时请奖。并着该大臣等核实办理，庶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，下可尽朕之微忱也。特谕。

于是陕西道御史沈淮，上疏谏阻，穆宗震怒，特地召见。陈康祺《郎潜纪闻》记其事云：

当园神工议兴，中外错愕，台谏中惟沈桐甫侍御淮，首上书力争。上震怒，立召见，谕以大孝养志之义，沈素讷讷，青蒲独对，慑于天威，但连称兴作非时，恐累圣德而已。

沈退朝过予，予曰：上圣明，丈宜补草一疏，剀切和平，必回天听，大略谓天子以天下养，凡可以博亲欢者，何敢顾惜帑项。然淀园之毁，非由天灾。今时事艰难，仇人在国，即库藏充溢，亦不当遽议兴修。皇上之意原为两宫颐养起见，但臣恐园工落成，两太后入居其中，反觉愀然不乐，顾皇上自强不息，时时以继志述事为念，则所以仰慰文宗及两宫皇太后者，于孝道尤为光大云云。如此立言，上必感悟。沈丈深韪予言，拟次日削稿，又次日封上。

事实上沈淮未再上疏，另一福建道御史游百川起而响应。沈淮字东川，浙江宁波人。游百川则是山东滨州人，字汇东，他是翰林出身，奏折写得很婉转，但仍旧惹得穆宗大为光火。上谕多负气之语，大为失态。

由于游百川革职，而上谕似乎不可理喻，台谏认为犯颜直谏，除了招祸以外，而且情势会越说越僵，于公于私，都无好处，因而相率不言。

至于中外大臣、翰林讲官，倒不断有奏谏，只是穆宗之后有慈禧太后在，所以奏折类皆留中不发。而自同治十二年秋天至、重库款、勤学问。并声明：“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，臣等详细面陈。”

奏上，穆宗置之不理，恭王坚请召见，乃于十八日召御前及军机。李鸿藻以军机资格随班入见，翁同龢不与，共九人入见于养心殿。《吴汝纶日记》“时政类”载其事极详，足为信史：

见都下某官与某中丞书，言停罢园工之事云：七月十八日，政府亲臣闻大内将于二十日园中演戏，十余人联衔陈疏，复虑阅之不尽，乃先请召见，不许，再三而后可。

疏上，阅未数行，便云：“我停工何如，尔等尚可哓舌？”恭王云：“臣某所奏尚多，不止停工一事，请容臣宣诵。”遂将折中所陈，遂条读讲，反覆指陈。上大怒，曰：“此位让尔如何？”文相伏地一恸，喘急几绝，乃命先行扶出。

醇王继复泣谏，至微行一条，坚问何从传闻？醇王指实时地，乃怫然语塞。传旨停工。

至二十七日召见醇王，适赴南苑验炮，遂召恭王，复询微行一事，闻自何人？恭王以臣子载澂对，故迁怒恭王，并罪澂也。又某枢直言：二十七日原旨中，有“跋扈弄权，欺朕年幼，着革去一切差使，降为庶人，交宗人府严行管束”等语。文祥接旨，即陈片奏，将朱谕缴回，奉旨着不准行。复奏请暂搁一日，明日臣等有面奏要件。比入，犯颜力争，故谕中有“加恩改为”字样。

逾日复草革醇王谕，不知何人驰诉，忽传旨召见王大臣，不及阁学。时已过午，九卿皆已退直，惟御前及翁傅直入弘德殿，见两宫垂涕于上，皇上长跪于下，谓十年以来，无恭王何以有今日，皇上少未更事，昨谕着即撤销云云。

以上所记，于七月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，非外间所能知，尤详于八月十八日召见的经过，殊为可贵。但第二次召见御前、军机及翁同龢，以及降旨革去恭王爵衔等，稍有未逮，自应以翁同龢亲历所记为可信。翁记：

七月廿九日：晴热。辰入至昭仁殿庐，闻有御前军机合起已下矣。仍上，午初一刻忽传旨，添臣龢起，随至月华门，见诸公成在，略坐，问上意如何，缘何事召对及小子？则云大抵因园工责诸臣何以不早言，并责臣龢此次到京何以无一语入告。午初三刻随诸公入对，上首责臣因何不言。对曰，此月中到书房才七日，而六日作诗论，无暇言及，今蒙询及，即将江南民间所传一一详述，并以人心涣散为言，语甚多，上颔之。其余大略诟责言官，及与恭、醇两王复辩难，且有“离间母子、把持政事”之言，两王叩头申辩不已。

臣徘徊进曰，今日事须有归宿，请圣旨先定，诸臣始得承旨。上曰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库项充裕时，园工可许再举乎？则皆曰如天之福，彼时必当兴修，遂定停园工修三海而退。凡五刻，同至军机处拟旨，复同阅斟酌毕，坐内务府朝房，递后留饭。

申初朱谕一道封下，交文祥等四人，余等即退出，微闻数公邸之失，革去亲王世袭及伊子载澂贝勒也。文祥等请见不许，递奏片请改不许，最后递奏片，云今日俱散直，明日再定。申正二刻停园工一件述旨下，无更改，遂出。访兰孙谈朱谕诸事，有“跋扈、离间母子”，又有“欺朕之幼，奸弊百出，目无君上，天良何在”等语，皆传闻未的也。

七月三十日：晴。辰入，见枢廷御前皆在殿庐，盖同一起，犹未下也，二刻许即下，无书房，余等亦退。是日奉朱谕，自朕亲政后，恭亲王对召时，言语诸多失仪，加恩革去亲王世袭罔替，降为郡王，伊子载澂革去郡王衔贝勒。

八月初一日：晴，清晨拜祠堂。出门谒客，送李若农，谈钟鼎古文奇字，不觉久坐，巳正归家，则苏拉送信被召，急驰而入，已散门矣。至内务府朝房，请兰孙出，告以故，并问须请处分否，即出。是日本四起，一军机，一钱宝廉，一宝珣，一六部官及阁学，俄顷，撤钱宝廉及六部起，添召军机御前及臣龢，龢既未至，待良久，比入则两宫皇太后御宏德殿宣谕诸臣，念恭亲王有任事之勤，一切实还。上侍立，亦时时跪而起奏。三刻毕，并谕李鸿藻传谕臣龢请书当切实明白，务期有益。明发一道，复恭亲王亲王世袭罔替及伊子贝勒。夜访兰孙。

君臣冲突，最严重的是八月初一那天，穆宗曾欲尽革上疏十人之职。翁同龢日记未载此事，独见于《越缦堂日记》：

其疏草（按指陈六事之疏）出于贝勒奕劻，润色之者李（鸿藻）尚书也。上大怒，醇王三进见，以死要上下停园工诏。上益怒。今日有朱谕，尽革惇王、恭王、醇王、伯王、景寿、奕劻、文祥、宝鋆、沈桂芬、李鸿藻十人职，谓其朋比，谋为不轨，故遍召六部尚书、侍郎、左都御史、内阁学士，即将宣谕。两宫闻之，亟止上勿下，因出见军机大臣、御前大臣，慰谕恭王，还其爵秩云。

园工虽停，但有修西苑与南、中、北三海的工程，所以穆宗仍有微服冶游的机会。见于翁同龢日记，可考者如下：

八月十八日：此两日上连幸南北海，晚膳后始还，故无书房。

按：宫中晚膳为下午四时（申正），至六时（酉正）则宫门下钥。通常驾出，必在申正之前还宫。

九月初十：午初三刻上至，讲书毕，读古文，余等先退。已而中官传旨，独召王某入，写诗一首而退。

“王某”即王庆祺，为穆宗冶游的罪魁祸首。所谓“写诗一首而退”，乃王庆祺自言奉召的缘故，其实非进春方，即进春册。

八月十二日：午初三刻上至，臣与王庆祺偕入，而令臣下取诗本。

此为借故遣开翁同龢，以便密语。

九月廿二日：昨日有马车惊逸入神武门，至景运门而止，护军参奏该班官兵矣，然同坐车者中官（上乘轿）小李，照旧当差莫问也。

十月廿三日：访兰孙，知数日内事，有旨掌院保南斋翰林，口敕宝鋆与王公庆祺商酌，次日特召王公见于乾清宫。

“南斋”为南书房；“掌院”则翰林院掌院，此时由宝鋆兼领。保南书房翰林，特命宝鋆与王庆祺商酌，其红可知，但好景不长，至十月底，大清朝开始遭遇了极严重的危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