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维峻
附记王五
吴可读是甘肃人,后十余年,甘肃又出一个名御史安维峻。他是甘肃秦安人,字晓峰,光绪六年的翰林,早先是拔贡出身。拔贡逢酉年始举,十二年一回,有人说比状元还名贵,自是言之过当,但拔贡真才实学,绝无侥幸,则是事实。进士看不起举人的很多,却绝不敢看不起拔贡。事实上,朝廷对拔贡亦远比对举人来得看重,举人三赴春闱不第,得就大挑,挑上了不过县令,拔贡则一经朝考,得以七品小京官任用。县令亦为七品,但身份比不上京官。安维峻未点翰林以前就是七品小京官。
《清史稿》本传,说他光绪十九年转御史,“未一年,先后上六十余疏”。这大概是牢骚使然。十余年翰林,不兼讲官,即不得专折言事,所以一为言官,畅所欲言。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,以劾李鸿章获罪。翁同龢是日日记:
封奏七件……惟安维峻一件未下,比至小屋始发看,则请杀李鸿章,劾枢臣无状,而最悖谬者,谓和议皇太后旨意,李莲英左右之,并有皇太后归政久,若遇事牵制,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。入见,上震怒,饬拿交刑部议罪,诸臣亦力言宜加惩办。臣从容论说,以为究是言官,且彼亦称市井之言不足信。良久,乃命革职发军台。
观此则知安维峻初为翁同龢所救。此亦必然之事,因为安维峻是翁同龢主会试所取中的门生。
安既获罪,直声震天下,发解之日,争相祖饯。但得大名而去,实为侥幸。且看他奏折中所言:
倭贼与邵友濂有隙,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,尚复成何国体?李经方为倭贼之婿,以张邦昌自命,臣前劾之。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,适中倭贼之计。
说李经方为“倭贼之婿”,已觉可笑,却还有更可笑的话:
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,非不敢反,实不能反。彼之淮军将领,皆贪利小人,无大伎俩,其士卒横被克扣,则皆离心离德。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,制伏李鸿章有余。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,若能反则早反耳。
谓曹克忠新募之卒,制李有余,其言直同梦呓。安维峻既昧于外势,复暗于内情,此折文字亦卑琐无足取,无怪恭王当日请假,次日入直,得知其事,大怪同僚,说“此等奏折,何必理他?诸公莫非欲成安之名?”
使得安维峻声名传遍遐迩的原因,一言以蔽之,机遇而已。一生运气,以光绪十八年七十赐寿为顶点,过此则日就下坡。曾国藩虽有信运气之说,实际上是谦抑为怀,表示不敢贪天之功。李鸿章则自负少年词林、中年戎马、晚年洋务,都靠本事,并无侥幸,以致日就骄矜,尤以任用乡人,至于牛溲马勃,视如上药。相传刘六麻子(铭传)偶至北洋,发现其乡略识之无者,居然捧檄出为民牧,不觉大骇。曾向私交极深的乡亲表示,北洋将有大祸,诸公宦囊已丰,不如急流勇退,否则将玉石俱焚。以后龚照玙、卫汝贵等,果然身败名裂。
因为李鸿章骄矜,淮军,所以舆论无不深恶痛绝,而安维峻请杀李鸿章,自然大快人心。至于奏疏中的纰缪,却很少人知道。因为彼时的宫门钞,毕竟不是现在的报纸,能寓目者无多几人,安维峻之直声震天下,几全由口头而来。
其次,是大刀王五的义举,助成安维峻故事的传奇化。因王五名王正谊,据说本是绿林出身,改邪归正,以走镖为业,而慷慨任侠。安维峻充军,凡车马川资,皆由王五一身任之,且亲自护送出塞。《十朝诗乘》记:
合肥相国,久领北洋,屡主和议,京朝官几以汉奸目之。安晓峰侍御维峻,抗章劾其通倭,谓于海外潜营金穴,其子且为日本国驸马。所言皆讏,坐夺职遣戍,而直声大震。都市大侠王五,念其贫,出金助之,且护送出塞。柯凤孙学士《送晓峰出塞》诗云:“昔年胡忠简,抗论绍兴初。四裔知名字,千金购谏书。先生真不忝,世事竟何如?感慨都亭别,犹多长者车。”
按:“讆”即“伪”,《十朝诗乘》作者,不愿显斥其非,故用伪字的古体。柯凤孙即柯劭忞,又字凤荪,以安维峻之劾李鸿章,比之于南宋胡铨之劾秦桧,自是溢美。
安维峻亦能诗,遣戍时集句云:
一封朝奏九重天,万事伤心在眼前。
好脱儒冠从校尉,征途行色惨风烟。
后五年释还,入关时复有集句:
马首东来知是谁?乡书无雁到家迟。
陇头流水关山月,准拟人看似旧时。
又有和人七律一首:
兀自伤秋计已痴,百年世事一枰棋。只应梅福称仙尉,谁道王敦是可儿。梦里获言犹草疏,春来转瞬即瓜时。天涯亦有濠梁客,活到忘机两不知。
“梅福”当指张佩纶,“王敦”自是李鸿章。拟李为王敦,跋扈略似,其他事迹,迥不相侔。
安维峻的结局,据《清史稿》本传如此记载:
维峻以言获罪,直声震中外,人多荣之。访问者萃于门,饯送者塞于道,或赠以言,或资以赆,车马饮食,众皆为供应。抵戍所,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,聘主讲伦才书院,二十五年释还,遂归里。三十四年,起授内阁侍读,充京师大学总教习,宣统三年,复辞归,越十有五年卒。维峻崇朴实,尚践履,不喜为博辩,尤严义利之分。归后,退隐柏崖,杜门著书,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,每谈及世变,辄忧形于色,卒抑郁以终。著有《四书讲义》《诗文集》。
据曾在京师大学堂肄业、亲承其教的前辈言,安维峻人颇谨慁,似少刚劲之气,不知何以有此干冒宸严的白简。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