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立夏再也没来找过许明明,许明明渐渐地就把他给忘了。有一天她上山去砍柴,不小心碰到了漆树,没一天的工夫脸肿得跟馒头一样,好多天也没有消下去。北京来了个摄影师,要拍知青的生活,见到她,拍手叫好,举起相机就不肯放下,说:“这个好,别人一看你脸这么胖,就知道知青的生活水平不错。”她拗不过他,让他拍了几张,他答应多洗一份给她的母亲寄去,她母亲收到照片,到处给人看,说:“组织真有远见,把她分配去了那里,还挺适合,人都胖了一大圈。”殊不知,许明明过敏得越发厉害,已经开始痒痛起来,忍不住去挠,一挠就红,整张脸像炸开了花,她气得捂着被子哭了一下午,不去劳动,工分也不挣了。有人敲她的房门,她有气无力地问:“谁?”外面的人说:“我带了瓶药来,涂到脸上,一天两次,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许明明掀起衣角抹了抹眼泪,打开门,门外站着的是林立夏,林立夏说:“以前我也过敏过,擦擦药就好了,没事的。”许明明感激地看着林立夏,说:“不是说,村里没有这药了吗?”林立夏说:“那还不简单,别的村有啊。”许明明突然想起昨天林立夏旷了一天工,人把他寻遍了也没寻着,书记气急了,扣了他不少的工分。原来他是给她买药去了,她隐约觉得事情是这样的——那得走多远的路?林立夏把一个软皮的药膏递给她,又从绿色的帆布挎包里摸出了一包棉花,说:“给你,我先走了,你好好休息,记住别晒太阳,也别吃生辣的东西,再痒也别去挠。”许明明重重地点点头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心里很不是滋味,看着林立夏的背影,想,还是再等等吧。至于等什么,她也说不清楚。严振良告发林立夏把手抄本的《牛虻》夹在《毛主席语录》里面看,林立夏打死也不承认。严振良把所有的知青都召集到公社书记的秘室门口,想让大伙一起来批斗他,他不无得意地说:“这家伙都被我抓了个现形,看他还有什么好赖的。”书记摸出一根烟点上,在青蓝色的烟雾中虚起眼睛看他,说:“什么时候的事啊?”严振良说:“我中午经过他们田里,他就坐在那里看,看得可用心了,以前政治活动,叫他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,也不见他这么用心,还和其他人打扑克牌,劝他他还强词夺理地说他在进行脑力劳动。”书记忍着笑看了一眼林立夏,林立夏坐在一根长板凳上晃着头,腿伸得长长的,叠着脚抖个不停,严振良指着他说:“你们看他现在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,就可以知道他看那种书的可能性有多大,中毒有多深。”书记清清喉咙,装成很正经的样子,说:“那么,你有证据么?什么事情,都要讲个证据。”严振良摊摊手,说:“我差一点就抢到手了,他死抓着不放,还踹了我一脚,你看,我衣服上还有脚印。”林立夏嗤笑一声,站起来整理了下袖口,说:“既然证据都没有,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严振良两根指头掂起衣服来,说:“这不就是证据?你们来比比脚印不就好了?”书记抽烟抽到烟屁股,才在鞋底刮熄,说:“既然没有证据,那就没什么好多会说的,会散了吧。”坐在周围的知青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没一个有要走的意思,林立夏把手抄在裤包里,吹着口哨,脚步轻快,走时眼波流转,俏皮地抛给一个女知青,女知青摸着两根搭在胸前的辫子媚笑一团,明知这只是一来一往的玩笑,被许明明给看见了,心里还是极难受。严振良气得跳脚,指着书记说:“你偏袒他。”书记瞪着他,说:“胡说,我谁也也不偏袒。”说完他意识到什么,冷着脸怒对他,说,“说到偏袒,你也好意思,你有几天没上工了?”严振良一时语塞,咽了口水,支支吾吾地说:“你说的是两码事。我的是作风问题,他的是政治问题,他的问题可比我的大多啦,大到天上去啦。”书记披上一件军绿色的外套,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,说:“你的那些花花肠子你以为我不知道,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”严振良脸一阵红一阵白,所有知青都捂着嘴看他笑话。他的双手夸张地往外一推,说:“书记都说散了,你们还不走,净喜欢看热闹。”许明明留纸条给林立夏,约他清晨到西山上的那片小树林见。林立夏换上一身干净衣服,并不见脏的头发,又认真地用水冲了好几遍。他神清气爽地去赴约,人见到他就问:“这么精神,去吃肉呢?”林立夏打着哈哈,笑嘻嘻地说:“哪能,狼多肉少,轮不到我。”他来到约会地点,见许明明已经在那里等他,他一看表,时间刚刚好,她的眉毛上结出了些露气,说明她到了有一会儿了,她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。他对她出人意料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感激,她要是对他有那么一点好,他就觉得感激,好像她是在施舍给他的好,他何德何能去消受。他温柔地看着她,说:“找我这么急,出了什么事?”许明明忸怩着不好意思说,一直用脚尖去钻泥土,林立夏说:“说吧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尽管说。”许明明转过身去,拿背对着他,头缓缓地低下去,“独茅根”搭在一边肩上,看上去倒有几分的羞涩,忍不住在心里临摹它。她说:“其实,是有那么一件事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