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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慈铭褚成溥（第3页）

为子高作文集序一篇。（十·十九）

得子高书，为予选定诗九十一篇，甚精审也。（同三·九·二九）

重定《七友传》……出游后，取友则中白为首，当并子高、汀鹭、稼孙、子缜、泖生；朱廉卿亦总角交，死稍后，亦入焉，为“后七友”可也。

谭复堂为章太炎之师。钱基博跋《复堂日记》谓：“余杭章炳麟太炎，汉学称大师，治经尤长疏证，得高邮王氏法，自命其学出德清俞樾曲园，然文章之称晋宋，问学之究流别，其意则本谭复堂为多。”钱基博复藏有章太炎上复堂一函，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自浙寄鄂，其时谭复堂方为抱冰堂座上客。函中首称“夫子大人函丈”，自称“受业章炳麟敬上”。函末谓“鄂中地大物博，求友稍易，有何寄寓，俛求引导为幸”。则章太炎不特为谭复堂及门高弟，而且师弟交亲，非同寻常。

由章太炎的敬仰，可以想见谭复堂道德学问，而谭复堂刊戴子高为后七友，序次在庄中白之后。谭复堂晚年作遗嘱谓：

至于性命骨肉之交，则丹徒庄中白为最挚。

又谓：

是年（咸丰十年庚申）偶游厦门，交复清戴子高，陈硕父征君弟子也；学有渊源，于颠沛中商量旧学焉。

所谓“陈硕父征君”，即《清史稿·儒林传》中的陈奂，字实甫。甫与父通。陈奂苏州人，咸丰五年举孝廉方正。清朝的制科，皆如康熙、乾隆两举博学鸿词，以及光绪末年一举经济特科，其实尚有孝廉方正，起于康熙六十一年，以后历代嗣君继位，皆举此科。制科皆征辟而起，因谓之为“征君”。

陈奂之学出于段玉裁，于子书中尤好《管子》。家居授徒，从游者数十人，戴子高为其入室弟子，所著《管子校注》，自是承“陈征君”之学。

戴子高又为宋翔凤弟子。宋氏之学，出于常州庄氏。常州学派源自江永，分今文、古文两派。今文学派开自庄氏一家，自庄存与、庄述祖以下，通经术者凡十一人。但庄氏之学光大于刘逢禄。刘为庄述祖的外甥，精于公羊及三礼，遇疑难常以经义得决。官礼部主事时，恰逢仁宗崩于热河，大丧典礼为刘逢禄一手所订，自“摘缨子”到奉安，细节毕备。又有一事，尤足见其为学以致用的通人。

这件事是如此：越南贡使为其国王之母妃乞赏人参，得旨赏给，诏谕中“外夷”字样，越南贡使请求改为“外藩”。部议诏书不可更易，拒绝其请。由刘逢禄草牒答复，越南贡使大为悦服。他在复牒中说：

《周礼》职方氏，王畿之外分九服，夷服去王国七千里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，是夷近而藩远；《说文》羌苗蛮貊字皆从物旁，惟夷字从大从弓，东方大人之国；夷俗仁，仁者寿，故东方有不死之国，而孔子欲居之。且乾隆中尝奉上谕，申斥四库馆臣，不得改书籍中“夷”字作“彝”“裔”字，孟子谓舜东夷之人，女王西夷主人。我朝一家，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，使者无得以此为疑。

宋翔凤与刘逢禄为中表，都是庄述祖的外甥，庄有“刘甥可师，宋甥可友”之语。宋翔凤通训诂名物，微言大义，得其舅真传。戴子高的公羊春秋，学自宋翔凤，谭复堂说他“学有渊源”，确非虚语。

至于戴子高的人品，亦可于《复堂日记》中窥见一二。如为友于流离中访寻老母；作书劝谭，不可以子之“聪明不如我而弃之”，可知为重义谨悫之人。以其人品学问而论，何至于冒充为“增广生”？且本人以为“附生、增广生皆是生员，资格上不过一间之差，又何必藉军功冒充？李慈铭所记葛藤支离，语不可解，自是道听途说，而又怀有成见之故”。

李慈铭好名而量狭，虚荣心极重，大抵对名公巨卿，可出以“傲”之一字，自以为得；翰苑清流则平辈论交，亦尚能虚心相处；唯有布衣或末秩微官而名重公卿，又不甚重视李慈铭者，则耿耿于怀，时思报复，对戴子高如此，对谭复堂、王壬秋亦复如此。如同治十二年五月十日记：

谭仲修质敏好学，近人中极难得。而心粗气浮，不能研讨。自剽袭阳湖庄氏、武进刘氏、邵阳魏氏一二之书，遂以大言自欺欺人。予尝谓仲修累于杭人习气也。

按：谭复堂本不以经学名家，所长在词章；论人而没其所长，即显失公平。《复堂词》与庄中白的《蒿庵词》，在行家眼中，评价极高。如吴梅著《词学通论》论庄、谭词云：

中白与谭复堂并称，其词穷极高妙，为道咸间第一作手。平生论词宗旨，见于复堂词序，其言云：“夫义可相附，义即不深；喻可专指，喻即不广。托志房帷，眷怀身世，温韦以下，有迹可寻；然而自宋及今，凡九百载，少游、美成而外，合者鲜矣！……或用意太深，义为辞掩，虽多比兴之旨，未发缥缈之音，近世作者，竹垞撷其华，而未芟其芜；茗柯溯其源，而未觅其委……

“自古词章，皆关比兴，斯义不明，体制遂舛；狂呼叫嚣，以为慷慨，矫其弊者，流为平庸，风诗之义，亦云渺矣。”先生此论，实具冠古之识，非大言欺人也，其词深得比兴之致……天长地久之情，海枯石烂之恨，不难得其缠绵沉著，而难得温厚和平耳，胡先生之词，确自皋文、保绪中出，而更发挥光大之也。

常州词派创于张惠言（皋文），光大于周济（保绪），张崇比兴，周重寄托，庄中白两得之，而常州词派遂益为世所重。

复堂之词，论词者亦归于常州词派，如朱彊邨题庄、谭二集云：“皋文说，沆瀣得庄、谭。”汪中著《清词金荃》直谓“两人者，皆常州之美者也”。唯吴梅别具慧眼，谓复堂词为浙派之变。其论如此：

仲修词取径甚高，源委深达，窥其胸中眼中，非独不屑为陈、朱，抑且上溯唐五代，此浙词之变也，仲修之言曰：“南宋词敝，琐屑饾饤，朱、厉二家，学之者流为寒乞；枚庵高朗，频伽清疏，浙词为之一变。”

余谓吴、郭二子，不足当此语，变浙词者，复堂也！其《蝶恋花》六章，美人香草，寓意甚远。余最爱“玉枕醒来追梦语，中门便是长亭路”。又“惨绿衣裳年几许，争禁风日争禁雨”。又“语在修眉成在目，无端红泪双双落”。又“一握鬟云梳复裹，半庭残日匆匆过”。又“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许”。又“遮断行人西去道，轻躯愿化车前草”。此等词直是温、韦，绝非专学南宋者可拟，而又非迦陵、西堂辈轻率伎俩也。所录《箧中词》二集，搜罗富有，议论正大，其论浙词之病，尤为中肯。余故谓变浙词者复堂也。

“非独不屑为陈、朱，抑且上溯唐五代，此浙词之变也”之语，推崇至极。我以为谈清词必以陈、朱居首。因为作手虽多，且亦不乏千秋不摇的名家如纳兰容若，但质量俱胜，蔚然而成大家，足为宗师者，非陈其年、朱竹垞莫属。尤其是朱竹垞，为浙派开山之祖，源远流长。竹垞自道其领承源流：“不师秦七，不师黄九，倚新声玉田差近”。玉田（张炎）词，浏亮之音、空灵之思、婉丽之态，在竹垞无不毕备，但独标南宋，托体不高；末流而敝，则如谭复堂所云，“琐屑饾饤，流为寒乞”。乾嘉间，吴枚庵（翌凤）、郭频伽（麟），或以高朗，或以清疏，论者视为浙派之变。但频伽根基甚薄，枚庵稍胜，亦不出南宋牢笼。浙派以穷而变，变亦不通，于是有常州词派之兴。

嘉道间词人辈出，张皋文（惠言）开常州一派，其弟翰风（琦）为佐；张氏之甥董晋卿（士锡）继起；至晋卿之友周保绪（济），由二张之崇比兴，而重寄托，自言词学进境，“问途碧山（王沂孙）、历梦窗（吴文英）、稼轩（辛弃疾），以还清真（周邦彦）之浑化，则仍以北宋为宗”。至于《茗柯词》，吴梅论其精神面目云：

皋文《水调歌》五章，既沉郁，又疏快，最是高境。论者辄以为疏于律度，洵然。然不得以此少之。如首章云：“难道春花开落，又是春风来去，便了却韶华。花外春来路，芳草不曾遮。”次首云：“招手海边鸥鸟，看我胸中云梦，蒂芥近如何？楚越等闲耳，肝胆有风波。”三章云：“珠帘卷春晓，蝴蝶忽飞来。游丝飞絮无绪，乱点碧云钗。肠断江南春思，黏着天涯残梦，剩有首重回，银蒜且深押，疏影任徘徊。”

又《清词金荃》评此五章词云：

皋文为词家建意内言外之境，此五阕亦间有不合律处（“便了却韶华”“又断送流年”，应作上二下三句），然其洋洋大篇，珠玉满纸，遂不为疵。复堂评此词曰：“胸襟学问，酝酿喷薄而出，赋手文心，开倚声家未有之境。”白雨斋亦谓其既沉郁又疏快，最是高境。而“热肠郁思，若断若连，全自风骚变出也”。

谓“开倚声家未有之境”，亦不尽然；若就此五章水调歌头而言，宛然苏辛。东坡词多不谐音律，晁无咎云：“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。”《茗柯词》正亦如此。

总之，不论浙派、常州派，皆不能脱两宋的笼罩，谭复堂“上溯唐五代”，则“非独不屑为陈、朱”，且格调亦非常州派诸子所及，更非吴枚庵、郭频伽所可并驾。

吴梅谓“仲修词取径甚高，源委悉达”，据自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，但廷焯于复堂词，未为真赏。而吴梅所爱《蝶恋花》六章，谓“直是温韦”，殊见卓识。我以为复堂词之高妙，即在王静安所说的不隔。试复举吴梅所拈之例，玩味自知：

玉枕醒来追梦语，中门便是长亭路！

惨绿衣裳年几许，争禁风日争禁雨？

语在修眉成在目，无端红泪双双落！

一握鬟云梳复裹，半庭残日匆匆过。

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