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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慈铭褚成溥（第6页）

其前又有记：

黄仲弢邀一善相者闽人赵冲甫来为余谈相，言余神清骨秀，世所仅见，聪明正直，一望可知。然非功名富贵中人，故一生偃蹇，亦无子息。眉采太重，故三十岁外尤为困厄。其言皆中，然亦老生之常谈耳。

虽为老生常谈，但“两试两取第一”而“皆付沉沦”，不能不归诸命该如此，同时其牢骚亦可想而知。因此，直至好友为之“集赀捐试俸”。捐纳有各种花样；实缺郎中应御史考试，何以亦须斥资上捐？此则须看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，方知究竟：

六十一年，帝以捐纳部员，补主事未久，即升员郎，外官道府亦然，饬议试俸之法，寻议郎中道府以下、小京官佐杂以上，于现任内试俸三年，题咨实授，方许升转，从之。乾隆间，试俸复得捐免。

原来李慈铭所捐的是“年资”。他在光绪十三年五月始补郎中，试俸三年，则应于十六年五月，方始俸满，具备升转的资格。

光绪十五年考差，行于四月十五日。翁同龢是日记：

是日翰詹考差，考者二百二十六人，斌孙与焉。

按：“翰詹考差”四字为翁同龢率意落笔，事实上凡两榜出身的京官，皆得与考。如考差非翰詹不能应试，则李慈铭根本便无资格。如前一年戊子乡试，贵州考官即为非翰林的工部主事赵亮熙。在雍正以后，进士出身的“中、行、评、博”，台谏及六部司官放乡试主考者甚多；乾隆以后，益重清班，如乾隆七年壬戌会试，十八房官皆为翰林。不过每科总有非翰林的京官一两人，放小省主考，藉资点缀，而又非有关系，或特殊原因者不能得。如赵亮熙，咸丰十年二甲，外则有总督如刘秉璋，相形之下，荣枯悬绝。故赵于光绪十一年，放陕西副主考，至是又放贵州副主考，因怜其既贫且老，特加“调剂”。

李慈铭久官京曹，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而发为怨讪之语，归咎孙毓汶，是不太公平的。

关于李慈铭之不得考差，更有一层道理可说。李慈铭本可点翰林，而自请归本班，仍为户部郎中者，固以翰林前辈多问学的友生，如执贽称弟子的樊增祥、翁斌孙，早于李一科成翰林，鲍临则更早在同治十三年点的庶吉士。翰林院规矩甚重，不能为后生小子折腰，则唯有避而不入。

但李慈铭不入翰林，虽似委屈，实际上不到衙门，不应差使，每月有俸米、俸银及印结银可得，等于一个很优厚的“挂名差使”，比当翰林常应文字之役，以及遇有各种典礼，须常到班，是舒服得太多了。权利义务应该是相对的，如平日既无供职翰林院之劳，而应考差时，望与翰林等例同观，岂非不平之甚？

当时如翁同龢、潘祖荫亦看出李慈铭想得考差，忧忧乎其难，因此为他谋一出路，转入柏台。前记的“弢夫”即翁斌孙，为翁同龢的侄孙，其父即是有羊角风的状元翁曾源；“黄漱丈仲弢乔梓”指黄体芳、黄绍箕父子；“与可庄敦夫”，“可庄”则王仁堪，“敦夫”即鲍临。

李慈铭应考御史，事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四。翁同龢是日记：

晨入，知派阅御史卷（麟书、翁同龢、许庚身、徐郙），即到南书房，每人十六本（两人十五本），共六十二本，又一本倒写未完，未入名次（陈墀荪）。天明毕，星叔归总；余所取在第二，粘签递。递下内侍传旨，问第二卷内“扩被四表”扩字误否？臣对云无误。

“星叔”即先恭慎公，时官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，在四考官中虽位居第三，而实主持此次考试。题目为一论、一策问，翁有记载：“居敬行简论”“同律度量衡策”。翁同龢并记有前列名次，他所取的第二名即为李慈铭；第一名是当时声光过于李慈铭的名士王懿荣，李慈铭对他前倨而后恭。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记：

齐人王懿荣者，素附南皮，窃浮誉，后以妹妻南皮，益翕热。其父以龙州僻小郡守骤擢成都道，致富巨万。懿荣既入翰林，侈然自满，挥斥万金，买古董书画，昨忽上书争京官津贴，又请复古本尚书与今本并行，言甚诡诞，人皆传笑。

王懿荣字廉生，籍隶山东福山，因谓之为“齐人”。“素附南皮”云云，乃是张之洞既贵后追叙，故如是云云。今按张之洞年谱，娶王懿荣之妹在光绪二年任四川学政时；年谱于是年“八月、在夫人来归”条下，有张谱作者许同莘附记，所叙“王文敏”即王懿荣。王于庚子殉难，特谥文敏：

公丧偶久，王文敏有妹才而贤；及试龙安，文敏之父莲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，吴勤惠为之作伐，因定聘焉。是岁秋，王夫人来归，赠奁有文待诏渔家乐书卷。成婚之三夕，出长卷共赏，慨然有偕隐志。按公与文敏在京时比舍而居，夫人待字之年，具幽闲之德，夙有所闻；近人李审言记此事，谓公按试龙安，知府例为提调，供张一切。帐额画折技甚工，询之知为太守之女所画，到省请制府为媒云云，乃传闻之误。文敏之子汉章尝为同莘言，夫人不习绘事，更未为人作画也。

王懿荣祖名兆琛，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官至山西巡抚；父名祖源，拔贡出身。张之洞之得鼎甲，相传系由慈禧拔置为探花；晚年调和宫禁，以范纯仁自拟，及至入军机，慈禧亦已高年，张之洞比之为有“女中尧舜”之称的宋宣仁太后，而自居为苏东坡。张在同光之交，由湖北学政回京，旋放四川主考，复主四川学政，为翰林中得意的第一人。学政亦得专折奏事，但如谓力足以使王祖源由龙安府升为成都道，则张之洞尚无此法力。至于张娶于王，如许同莘所记，已甚明白，为四川总督吴棠（谥勤惠）所作伐，其事当在光绪元年；谓王懿荣“以妹妻南皮”殊非事实。

李慈铭与王懿荣极熟，日记中如：

王廉生（懿荣）以李香君小景画扇乞题。（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）

王廉生获隽，出缪小山房。（光绪五年九月十五日）

得王廉生书，以蜀汉三阙拓本为赠。（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）

王廉生乞撰其元配黄宜人志铭，此已有成议五六年矣，同居京师，而音问阔绝，今日始寻息壤，思之惘然。（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九日）

所谓“今日始寻息壤”，意谓王懿荣至今始践成约。李慈铭何以有光绪十年“齐人”云云的一段丑诋，情形是如此清楚的，大概在光绪七八年，王懿荣丧妻，约定请李慈铭为之作墓志铭。以后即未见提起此事，李慈铭便因此而与王不往来，有五六年之久。光绪十年正在这五六年中。

不请李慈铭撰文，何以竟能演变几到绝交的程度？答案很简单，李慈铭撰文是有润格的：“墓志铭、墓表、散文百廿金，知好减四十金，骈文百六十金，知好减六十金。”王懿荣请他为妻撰墓志铭，应送八十两银子，大概一时不下葬，则志铭暂缓亦不妨，而李慈铭因此大恚，只看他将此事比作“秦武王与甘茂盟于息壤”，可见他对这八十两银子的重视。我最看不起李慈铭的是，有人送钱给他用，明知钱不清白，亦谓之“廉俸”；否则，凡致富者皆视作非法所得。犹如捧相公，在他人是“下流”，在他就是“风流”，言之令人齿冷。

第二年，亦即光绪十六年，李慈铭补授山西道御史，他是“道光庚戌秀才，咸丰庚申明经，同治庚午举人，光绪庚辰进士”；是年庚寅，擢为言官，逢庚而利；自青一衿，至此已四十年了。

李慈铭喜发议论：平时讥刺尸位的御史，辄谓之“仗马”；仗者仪仗，六朝仪中摆队的天厩之马，养于紫禁城内，以不鸣为贵，一鸣即逐出宫门。是则李慈铭既居言路，必然大鸣特鸣，而其实不然。不知是锐气已消，还是老来疏懒，抑或世故已深，总之虽为言官，未尽言责。但私底下则“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”的本性，由于得以“白简痛治鼠辈”，颇有人大倒其霉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，即为其中之一。

关于这重公案，我曾作《鲁迅心头的烙痕》，载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《中华日报》副刊。在此，可以稍作补充。

周氏在绍兴是世家，周福清有个堂房伯父名周以均，举人出身，官至内阁中书；洪杨以后，成为地方上很有势力的绅士，以一举人，居然作了阳明之学昌大之地的蕺山书院院长。当然还有其他把持公务、盗名射利之事，因而李慈铭大骂。房兆楹所作的《关于周福清的史料》一文中说：

周以均在绍兴做绅士时，还有修海塘一件工程。那是同治四年，钱塘湾一带地方闹水灾，须修理海塘河闸。于是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们便出来设法筹款。李慈铭这年正在家，他在日记里说绍兴府的小地主们希望能报灾免粮，得政府赈济，由政府出修理海塘的工费。但是大绅士们认为这样办理便不能从中取利，于是决定的是不只不报荒，而且连修理费也向省政府暂借，以后由本地按亩加捐分年摊还。

这样一来，省政府方面自然高兴，绅士们也可以分肥，苦的只是老百姓，水灾的时候不但不得赈恤，还不得免税或是减税，不止如此，反要加税作修理海塘的费用。所以李慈铭在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大骂这些绅士，说：“故辰州知府沈△△，故御史章△△，举人周△△，三人者固助官虐民稔恶于乡，乡人所不齿者也。”周某便是周以均（据绍兴县志资料嗣衡和周以均）。骂虽然骂，到了分赃的时候李慈铭也是少不了的，在塘工上他给他兄弟办到分修一段工程的事。同时周以均也请他给蕺山书院阅学生试卷，送他“一百千”钱。于是在同治四年后半年里他不再骂周以均，而且两人颇有些交往酬酢的事。

房兆楹也谈到李慈铭之于周福清：

李慈铭在《越缦堂日记》里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更是不客气。同治十年会试，李慈铭下第，周福清却中了，《越缦堂日记》里说，“山会两邑只一人，曰周福庆”，庆字又点去，改为清。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，不知他是骂人还是自悼？不过过了几天，李慈铭又拿这一榜进士的名字来批评，说“即以姓名言之，有足供捧腹者”。他举的例子里有后来做到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湖南瞿鸿禨，和曾任出使美国大臣的安徽崔国因，但是也有郑声锵、许虎变一类奇怪的名字。

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二日《越缦堂日记》说：“乡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馆选得金溪知县，来辞行，言金溪刻书甚贱，可任剞劂之事。此人能为此言，盖窥予好好也。予因嘱其购王氏谟所著书。”

王谟是江西金溪人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，经史小学都有著述可称。但是只做到教官，官小无名，著述流传很少。何以李慈铭托周福清去搜求购买？

这件事并无下文。大约周福清是为了做官去的，上任以后就忘了买书的事了。李慈铭的话好像很刻薄，却也不是无的放矢。因为在这事不久以前，即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李慈铭还有关于章学诚《章氏遗书》的一段，原文如下：“仲修（谭献，仁和人）来，为仆辈辞去。以《章氏遗书》一部为赠，凡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五卷外篇三卷，《校雠通义》三卷，共五册。道光壬辰其子华绂所刻，不知何时版归于郡绅周以均，故印行绝少。近年以均死后其子某及其从子福清，谋铲去章氏之文更刻以均所著制艺。仲修、子缜（陶方琦）等知之，力向福清阻止，遂以闻当事，购浙江书局为之补刻印行。此即实斋之厚幸也。”按：此事亦见于谭氏《复堂日记》卷三，所记并不如是之苛。大约绍兴名士好骂人，李越缦如是，周介孚又何尝不如是？章实斋又何尝不如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