争许情移海上琴,又从弦外得余音,
花潭千尺盈盈水,共此青莲一片心。
婉娈檀林护好春,分明镜槛洗纤尘,
照侬如燕身材后,莫照寻常第二人。
第一首无注,不知为谁;第二首下注:“熙春主人钱桂蟾字秋菱”。谓“遗珠”,谓“以志吾过”,皆对李慈铭而言。相形之下,谭复堂的风度比李慈铭好得太多了。
李慈铭的另一文字冤家,即为王壬秋,别号湘绮的王闿运。王壬秋诗文非六朝以上不读,时人以之与李慈铭相提并论,称李为明秀,称王为幽奥;虽各具境界,但以功力而言,明秀较之幽奥,自有一间。因此,李慈铭述同时人之言,以自抒其心声,说“以李某与王某相比,终不服”。因为不服,即时时起齮龁。但此为李慈铭这方面的情形,王壬秋的态度,比他的对手要好得多。
李慈铭论王壬秋的诗文云:
张孝达招饮,言共王壬秋论学,辞以病。壬秋之诗,粗有腔拍,古人糟粕,尚未尽得。其人喜妄言,盖一江湖唇吻之士。(同·十·六·二五)
王闿运所作《邹叔绩传》,意求奇崛,而事迹全不分明,支离芜塞,且多费解。此人盛窃时誉,妄肆激扬,好持长短。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,诗文亦较通顺,而大言诡行,轻险自炫,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辈中物也。
孝达即张之洞,诗家幽奥、明秀之说,即出自张。李又论名士云:
道光以后名士,动拟杜韩,槎牙率硬而诗日坏。咸丰以后名士,动拟汉魏,肤浮填砌而诗益坏。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务虚名,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。
所谓“咸丰名士”,即指王壬秋而言。相反地,王壬秋评李慈铭,却非一笔抹杀。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十八年五月二日条云:
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,虽不得体,亦尚不俗。
按:王之称李为“老友”,因交情已在二十年以上。王壬秋于咸丰九年,在京会试报罢,因同乡“湘中五子”李榕等的介绍,得识肃顺。相谈之下,肃顺惊为异才,激赏不已,愿约为异姓兄弟,王壬秋辞谢未许。第二年,亦即咸丰十年十月回长沙;又十年,复行进京会试,其时为同治十年,三月至京,七月回湘,此即张之洞邀李与王壬秋论学,而李辞不赴的一次。
李慈铭自言,与王壬秋曾晤两次,其初见当在咸丰年间。李慈铭致潘祖荫一函,谈为周氏兄弟出卖,中有一段:
弟上负老亲,下惭乡里,进退无据,出处都非。至庚申之冬,老母知慈尚阻吏铨(下略)。
据此可知咸丰十年(庚申)冬天以前,李慈铭即已到京。而王壬秋是时方居法源寺,王代功所编述《湘绮府君年谱》,咸丰十年记云:
三月,复还京师,居法源寺。其时同入居京者,蔡舅与循,郭丈筠仙,龙丈皞臣,邓丈弥之,黔蜀则莫丈子偲,赵丈元卿,李丈眉生,云南则刘丈景韩兄弟,江南则尹丈杏农,江西则高丈伯足,许丈仙屏,迭为文酒之会。其后失意四散,子促丈述杏农语为诗云:“吾军久摧颓,不尔非全倾。诙哉杏公语,沉痛不忍听。”盖胜游文会,未久而风流云散矣。
郭筠仙为郭嵩焘,龙皞臣为龙湛霖,邓弥之为王壬秋亲家,皆湖南人,莫子偲为莫友芝,赵元卿为赵树吉,李眉生为李鸿裔,高伯足为高心夔,许仙屏为许振祎。此数人皆咸同之交的名士,李慈铭于此诸人,或无交往,或虽交而不深,故日记中不多记,其记而特详者,为肃顺门下的上客高心夔。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记:
高心夔,字伯足,号碧湄,湖口人;咸丰庚申进士,朝考以诗出韵,置四等归班。先以己未会试中式,复试诗亦出韵,置四等,停殿试一科。其出韵皆在十三元,湖南人王闿运嘲以诗云:“平生双四等,该死十三元。”京师人以为口实。久馆故尚书肃顺家,肃待之厚,庚申殿试,肃方筦权张甚,必欲为得状元,询之曰:“子书素捷,何时可完?”高曰:“申酉间可。”至日,肃属监试王大臣,于五点钟悉收卷,以工书者必迟,未讫则违例,而高可必置第一矣。然高卷竟未完,于是不满卷者至百余人,概置三甲,而仁和钟雨人素不能书,自分必三甲者,竟捷状元,说者以为有天道焉。
然高实名士,文学为江右之冠,己未、庚申两榜中人,罕能及之者。后为令于江苏,两署吴县,无政声,当断一富人买妾事,误信市魁,诬为他姓逃妾,致妾及其母皆缢死,富人伤之,亦自缢,高遂病失心,一年卒。吴中为其刻《陶堂遗集》。
高心夔为肃门湖南六子之首,其文学冠一时,固李慈铭所不能轻诋,特记其吴县任无政声及误断富人买妾事,仿佛纯然书生,不谙政事,此则有意相贬。高心夔之于肃顺,时人拟之为郗超之于桓温。而肃顺极似桓温,都是为后世误解极深的人物。肃顺极识人,极有魄力,虽不学而能礼士,足补其短。文宗才识过于其父,而信任肃顺,始终不改,则肃顺之确有可资依畀之处,自亦无疑。王壬秋谓“军书旁午中,庙谟广运,皆肃顺一人之力”;而佐肃顺者为高心夔。翁同龢日记,咸丰十七年七月初七记:
饯高碧湄、莫子偲于湖广馆;碧湄在园商略要事,未到。
所谓“在园”之“园”,即圆明园,御前、军机等大臣,在圆明园附近皆有直庐,可供住宿。是日正恒福自大沽退天津后,僧王自天津退杨村,英军进占大沽南岸炮台,肃顺在圆明园参与和战大计,而携高心夔以往,则庙谟中,固亦有高心夔的意见在内。按:次日有上谕,桂良授为钦差大臣,会同恒福“办理事件”,实为议和专使。桂良为恭王岳父,用桂良为起用恭王主持和议的先声。就当时局势而言,是年春夏间,江南大营崩溃,张国梁战死;钦差大臣和春退无锡;江督何桂清自常州遁至苏州,旋走上海;常州绅民攀辕,何令亲兵开枪,为其后来大辟不解之因。此后李秀成占无锡,占苏州,占青浦,占松江,进围上海,不特外患严重,内忧亦至顶点。但肃顺建议重用曾国藩、胡林翼,以曾代何督两江。六月二十四日上谕:“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,并命为钦差大臣,督办江南军务,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,皆归节制。”其时各地官军练勇,不相统属。如安徽为多隆阿、李续宜,淮上为袁甲三,上海为薛焕,皖南为张芾,杭州为张玉良,皆如专阃之寄,彼此不相通联,有此一旨,曾国藩方能统一指挥。
揆肃顺之意,洪杨军事完全托付曾国藩,亦即是完全托付汉人,英法联军内犯,则由旗人应付,能战则战,不能战则以议和为缓兵之计,乘舆幸热河以避城下之盟,兼为遥控之便。果然非和不可,受谤者为恭王;若有可乘之机,则有僧格林沁的马队,及胜保的军纪极坏但可一拼的步兵可用。进退和战之间,保有斟酌控制的余地。方今好言战略,就咸丰庚申,内忧外患交逼,眼看国祚将绝的情况下,终能转危为安,我必须指出,当时的“战略指导方针”之正确,为成功的基本原因。
而此基本原因中,肃顺的知人及设谋,功岂可没?肃顺既有功,则其幕府人才,可想而知。辛酉政变后,肃顺虽诛,而恭王能充分理解并尊重其政敌肃顺所执行的政策,终于戡定大乱。恭王之为贤王,实亦当拜肃顺之惠。至于咸丰十年庚申试事,由于有两年前的科场大狱,文宗格外慎重。翰林散馆的卷子,御笔亲判甲乙,而命肃顺监视,拆阅弥封。至殿试时,例派王公大臣搜检监试,类皆敷衍故事,而肃顺以欲畀高心夔状头,处置特苛。向例,殿试一日,以不给烛为度,有怜士者,则于天暮而犹有人未完卷时,每为之设法供给灯火。常用的一法,即是用抽水烟的纸媒照明。乃肃顺提前“抢卷”,翁同龢亲历其事,曾有日记:
殿试监试者有尚书肃公,传旨某时撤卷,甫届时,即纷纷掣取,有誊一行者,数字者,均不得免。发出寿字圆印,完卷者钤于卷尾,不完者就所止钤之。肃公颐指气使,视士人若奴隶,掣卷毕,日犹未落也。
是科杭州钟骏声(字雨辰,又作雨人)之得中状元,据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记:
庚申,高中式。迨殿试,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,虑有优于高者,欲困之,遂下令曰:“下午四时不交者,撤卷。”乃未晡即有交者,视其名,钟骏声也,通篇七页半,无一补缀。肃不觉大愠,即受而置之靴中。既毕事,亦忘之矣。
归邸,脱靴始见之,大骇。即遣骑驰送阅卷处。阅卷大臣,以为必肃所注意者,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,而钟竟得大魁矣。及遍觅高卷,乃知亦在撤卷中。盖高作字甚缓,日将没,犹未毕,遂一例被撤,而肃不知也。及朝考,又以出询置末等,以知县发江苏,补吴县知县,有强项声。肃之爱才,多此类。
按:高心夔殿试二甲十五名,其不得翰林,由于朝考试帖诗出韵。十三元的韵,本来最不合理,极易出韵;前既已有此失,此次自当加意,而竟蹈覆辙,所以王壬秋有“平生双四等,该死十三元”的巧对相嘲。但如肃顺所期,能得状元,则胪唱之日,即授职修撰;朝考等第,已无大关系。
我在想,由于肃顺的提前撤卷,必有好些人应得庶吉士而未得;相对地,即有好些人不应入翰林而竟入翰林,可能导穆宗冶游的王庆祺,即为不应得翰林的翰林。如王非翰林,绝无在弘德殿行走之理,则穆宗亦不致早死。不想肃顺爱才之一念,竟导致皇嗣之绝,真是件不可思议之事。
李慈铭自天津讲学回京,于光绪十三年五月补实缺。亦因此得与考差。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记:
考差卷为福珍廷相国取置第一,都下人人传说矣。及简放学政既毕,外论纷然,无不为余不平者。余一生偃蹇,当轴皆以简傲目之,济宁尤衔余甚。此中得失,何足置怀,臧氏之子,焉能使予不遇哉。
福珍廷应作福箴庭,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福锟,与翁同龢同官交往。李慈铭被取为第一,不知有翁同龢的人情在内与否?但放考差,军机有很大的建议权。“济宁”即孙毓汶,讨厌李慈铭,必以其人怪诞偏激,取士以己意可否,所取恐非醇士为言。故虽第一,仍旧摈落。
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,李慈铭应试差,复又向隅。自记:
简放试差毕,余又不得命。两试两取第一,而皆付沉沦,此自来所无,非政府力沮之,不至此也。弢夫来言:黄漱丈仲弢乔梓,与可庄敦夫,谋为余捐试俸为考御史也。诸君不以告余,先自集赀,俟试差放竣,即具呈户部,其意甚盛。坚嘱止之,已代呈部矣。